警民冲突的事件管理，如何化解警民矛盾

倍酸公关

近段时间，各地频繁曝出警民冲突的事件，如何化解警民矛盾，梳理社会转型时期的警民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尽管有关部门已经在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管理工作，但是坦率来说，在深层次的矛盾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每每矛盾爆发之后的作风大检查，很难在社会冲突复杂化的大背景下，长期有效地缓解警民矛盾。

概括来说，当下警民矛盾的产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执法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警民矛盾的很大一部分原因，的确是出于部分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态度生硬、手段单一，然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违法大众化、纠纷暴力化在一些地方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相比于社会纠纷的爆炸性增长，公安系统往往普遍严重受困于人员、经费的不足。中国的警察普遍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其身体与心理都长期处于超负荷的状态，也正因为此，相比于其他一些压力较小的行业，警察在工作当中，的确更加容易出现急躁与粗暴的问题。

中国社会当然应该严格要求警察的作风、规范警察的行为，可同样也需要理解警察的困难处境，帮助警察缓解其身心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当然要倡导公安展现的安贫乐道、无私奉献，但也必须认识到加大资源投入、改善民警待遇，是理顺警民关系的基本物质保障。

其二是警察执法的老经验与社会媒体新环境的矛盾。相比于法院、检察院，警察的主要执法工作属于街头执法。这意味着他们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执法环境，面临着模糊的执法边界。由于必须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一个社会中警察的执法手段，往往是与社会现实高度统一的，电影中彬彬有礼的警探，其实很难在戾气丛生的真实社会中有效开展工作。

坦率而言，这种现实工作中的土办法与理想环境中依法办事之间的冲突，这种效果与手段之间的纠结，几乎是所有国家警察在执法中都面临的问题。这就是警察执法虽然不可以越过红线，却经常存在灰色地带的根本原因。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冲突更容易被戏剧性地放大，某个警察的个人行为，被当作群体行为的代表，从而造成一种对警察千夫所指甚至舆论猎杀的怪象。

其三是公安权力的现代化转型，相对滞后于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问题。中国警民关系矛盾的本质，是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民众普遍高涨的法治意识、权利意识与落后的公安执法模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中国的公安距离现代意义上警察还有一段距离，它还有大量计划时期的全能管治者的特征。许多行政性的事务诸如户籍、综治、维稳等，还没有与专业性的警务工作进行全面的分离，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严重失灵与资源供给的高度紧张。另一方面，中国的公安权力覆盖面过大，且缺乏监督的现状，又让权利意识高涨的社会大众，极容易在权利与权力的交界处，以对抗性的姿态面对警方的管理。

要解决这种困境，关键在于一方面，要将大而全的公安管理模式，切实转换成专业的警务管理模式，从而实现执法资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则是要明确社会自治与警察权力的边界，从而既让警方从无所不管的工作压力中解脱出来，也让民众与警方更加清晰权利与权力的界限，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

而这一切，最终都离不开社会治理改革的切实推进。有关部门必须意识到，警民矛盾的激化，已经绝不可以靠简单的纠风或是公关来解决了。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正在倒逼着公安系统进行更加专业化、法制化的体制改革。唯有改革走在了矛盾的前面，改革才能真正有效地化解矛盾。

（来源：中国青年报 储殷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