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社区民事纠纷及其解决现状

倍酸公关

在城镇化和人口流动加速之前，我国传统的城市社区组成人员并不复杂，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很小，社区成员间都相互认识了解，社区仍是一个人际关系较为亲近的熟人社会，类型种类一般限于家事纠纷、邻里纠纷等。社区居民考虑到以后的沟通和相处，纠纷解决的方式也多以和解或调解等非对抗的方式解决，在事实和利益上常常愿意适当地妥协或让步，因此，在解决纠纷的依据上，民间法往往比国家法更有适用的空间。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和流动人口的增加，传统的社区成员关系和纠纷表现形式也在发生着较大的变化，社区纠纷的解决方式也随社会的需要进行着主动或被动的调整。

首先，社区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关系疏远，当事人主体意识增强。由于人口流动频繁，同一社区的居民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区，生活习惯、价值观念、表达方式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与此同时，城市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工作生活压力增大，即使在同一社区生活数年，社区成员的交流也少之又少，这导致现代社区主体之间的人际关系明显疏远，社区逐渐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变成陌生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在改变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现代社区居民关系的感情因素降低，当纠纷发生时，主体维权意识较强，权益的维护成为解决纠纷的首要出发点，所维护权益的范围也在扩大，不再仅仅限于基本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多种价值冲突和利益矛盾交织在一起使社区纠纷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混乱。

其次，社区纠纷类型和表现形式发生较大变化。正是由于社区人际关系的疏远，这一时期社区纠纷的数量并未有明显增加，但纠纷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纠纷当事人的对抗性在增强。就纠纷类型来说，除了常见的邻里纠纷、家事纠纷等，其他类型的民事纠纷如租赁合同纠纷、物业管理纠纷、产权纠纷、合伙经营纠纷、劳务纠纷、环境污染纠纷等逐渐增加。多样的纠纷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对公正与效益的取舍也各有侧重，单一的纠纷解决方式是无法满足当事人的程序需求的。纠纷的表现形式也不再局限于一对一的对抗，群体性纠纷越来越多，这类纠纷涉及当事人多，社会影响大，当事人往往采取群体维权的形式来增强自身的

力量和优势，有时还具有较强的组织性，但另一方面，由于是纠纷的直接利害关系人，群体的行为一旦失去理性的引导和组织，往往会伴随着感性的情绪发泄和秩序的失控。这类社区纠纷处理好了可以为以后的集体维权组织化提供正面的示范作用，处理不当不仅无法化解纠纷，还容易引发暴力性的群体性事件，导致社区甚至社会秩序混乱。另外，纠纷主体不再限于居民之间，还体现在居民和企业之间，居民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居民和社会团体之间的矛盾。

再次，社区管理和纠纷解决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作为组成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现代社区的管理并非松散的、无序的，随着社会保障和管理制度的渗透，社区工作的运行不再仅仅限于简单的服务和物业管理，而是逐渐向规范有序管理和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方向发展，社区自治是社区自身性质和组成人员权利的体现，在自治基础上引入一定程度的规范管理和行政协调，则是合理有效配置各类资源、节约成本的需要。

在纠纷解决和维权模式方面也呈现出多元化的选择，由于社区主体和利益诉求多元，解决模式和调整依据并不单一，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甚至公民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解决纠纷的主体，个人和解、社会调解、行政调解、民事诉讼、民商事仲裁等各种救济途径可供当事人选择，同时在解决纠纷的依据上，无论当事人选择的是社会救济还是公力救济，国家法成为调整当事人民事关系的主要规范，传统社区纠纷中所依据的社会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民间自治规范仅是解纷程序的参考。

节选：合意视角下城市社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构建 王珂珂，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