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舆论中情绪表达及社会动员效应

倍酸公关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公共舆论中具有较为明显的情绪化特征，公众的表达动机中夹杂着强烈的怨怼情绪，尤其在涉及敏感身份如官员、富人、警察、明星等时，更是如此，被形象概括为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张华，2017)。有学者由此提出了情感抗争和社会泄愤的解释框架，指出由于中国政治参与渠道不畅，提供的制度性对话空间较小，情感是事件发生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愤怒、同情和戏谑成为公众情感共鸣的最佳催化剂(杨国斌，2009)。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当前公众负面情绪较为严重，仇官、仇富现象较为严重，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现象较为普遍，并且底层认同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心态和行为的关键因素，影响到社会成员对社会安全、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的感受，也成为他们采取社会行动的依据(郭小安，2015：237)。2014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许可借助心情搜索软件，提取了20万新浪用户的7000万条微博数据，利用信息转发关系，计算结果发现中国社交媒体中愤怒和高兴的相关性显著地高于低落和厌恶，其中愤怒的相关性最高，传播力最强(Fan，Zhao，Chen & Xu，2013)。可见，中国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化表达现象比较明显，某种程度上影响和破坏了社会秩序。但是，公众情绪并不能仅仅纳入到非理性范畴，而是要思考其产生的社会根源。

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来看，公众情绪并非简单的心智反应，而是社会结构性产物。由于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但也面临利益分化、贫富悬殊、思想多元等诸多挑战，导致负面情绪和刻板意见的产生，并沉淀为负面集体记忆，当这种情感记忆被一个突发事件所唤起时，大规模的群体性不满和怨恨性情感就会在特定地域甚至跨区域迅速蔓延，形成对事件的怨恨式解释(孙静，2013)。这种情形下，当公民加入群体抗争时，他们的行动可以被视为受到了道德的感召，不行动则意味着道德冷漠甚至道德沦丧。情感动员常用的手段为：戏谑反讽、借势造势、谣言中伤、人肉搜索、舆论审判、线下支援、道德捆绑等。如果引导得当，公众情绪将得以有效平缓，事件逐渐平息；措施不当，则将引发次生舆情，导致事态升级，甚至出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后果。

情感能量的聚集与动员一般通过以下三种叙事方式来实现：仇恨叙事、悲情叙事与恶搞叙事。如果当事人的身份涉及强弱对立(如官与民、警与匪、富与穷、明星与平民、城管与小贩等)时，容易引发仇恨叙事，公众会将刻板意见和负面集体记忆渗入情感表达中，并对各类信息采用同化、省略与突出等策略，丑化施害方或者美化受害者，以达到加深对施害方仇恨的目的(郭小安，2013)。如在夏俊峰案中，某媒体在《夏俊峰执行死刑纪实：一个女人的9小时35分》中，自称使用了非新闻体的情感叙事方式进行纪实报道，产生了广泛关注和转发，此文以儿媳、婆婆、儿子的口吻描述这个家庭将要失去父亲的悲惨现状。

儿媳跪求最高院，无人应答。中国传统女性凡遇困难，只好求佛。婆婆点香磕头求佛。两个女人，一个在屋里，一个屋外，哭；他(夏俊峰儿子)现在一定对爸爸有些失望。长大后，他却要对这个国家失望。因那时他已知道真相。他该知道，5月16日那天，他家讨生活的炉子被缴，他爸被人推打，他妈跪地求饶。他还知道，那群人把他爸拽上车带到城管屋里继续打，用拳头打，用铁杯打，踢下身。然后他爸挥起水果刀他已轻易可以得出结论，他爸只是自卫，不是杀人。(搜狐网，2013)

悲情总是与愤怒交织在一起。如果说仇恨叙事旨在唤醒大众的公正之心，悲情叙事则要尝试激活大众的怜悯之心，它往往借助老人、父母、妇女、儿童作为弱者的符号，渲染或夸大弱者或受害者的凄苦，并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引发公众的关注与同情，公众借助同情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获得与国家协商的权力(袁光峰，2015)。如在京温跳事件中，有关死者的生平和家庭状况引发网络围观，如死者家境贫困，父亲重病；袁某极有孝心，是家中的顶梁柱。家中母亲听到噩耗已经晕倒住院；在魏则西事件中，微信公众号有槽发布了一篇文章《一个死在百度和部队医院之手的年轻人》，迅速获得了10万+的浏览量，并在微信朋友圈引起刷屏，文章结尾的写法极具情绪感染力：我是无神论者，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期待有报应，我希望涉事的所有人，包括医疗监管官员，百度的人，医院的人，康新的人，柯莱达的人，夜里能听到魏则西和其他受害者的哭声(微信公众号：有槽，腾讯网，2016)；在江歌遇害案中，江歌母亲在微博中多次使用悲情基调来进行情感动员。

江歌遇害至今285天，我没有吃过一口可口的饭菜，看着江歌爱吃的和不爱吃的饭菜，我都无法下咽，我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睁眼闭眼我看到的就是陈世峰在拿着刀子一刀一刀的刺杀我的江歌，我却没有办法替她挡一刀。我付出毕生心血精心培养的优秀孩子，被陈世峰残杀在最美好的年华。(《南方都市报》，2017年8月16日)

恶搞叙事以轻松活泼的方式来进行。戏谑化叙事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创作段子。它通过对文本的生产、改写、链接和传播，形成带有戏谑和讽刺色彩的诠释社群(袁光峰，2018)，享受被禁止的快乐；第二，制作漫画。如制造讽刺性漫画，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来针砭时弊，由此被称为带刺的玫瑰；第三，改编诗词。通过编撰或修改诗词对某人某事进行嘲讽，并借助刷屏或比赛的方式来加大传播力度，如我爸是李刚事件中出现了60多万诗词造句，出现了泰戈尔版、普希金版、李白版、特仑苏版、杜甫版、陈楚生版等多个版本；第四，改编歌曲。如将某首流行歌曲的歌词进行改编，产生新的意义；第五，改编视频，进行二次配音和创作，如网友借助《武林外传》《甄嬛传》《武状元苏乞儿》等高流传度的影视剧进行改编，表达对于2018韩国平昌奥运会上种种不公平待遇的反讽；第六，人体艺术或行为艺术，如以阿凡达面具抗议野蛮拆迁、策划孤独沙发行为艺术、呼吁8;16不加班等；第七，创造网络流行语，如打酱油做俯卧撑喝开水欺实马等；第八，制造表情包。如帝吧远征中的表情包刷屏现象；白眼女记者表情包等。某种意义上，戏谑是一种隐性的怨恨情感表达方式，但是，它又不是毫无节制的狂欢与释放，而是回应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刘涛，2017)，是民众隐性的抗争策略。

可见，中国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化虽然具有后真相的某些表征，但与西方国家的逻辑有所不同。由于信息公开渠道和政治参与渠道还不够畅通，导致部分公众在无法获取真相前提下，转而使用情感化叙事手段来进行造势动员，产生舆论倒逼效应，此时，公众的关注焦点不在于事件的真假，而在于身份的归属和道德对错，情感成为一种道德能量和社会资源，它既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和价值冲突，又是特定政治机会结构权衡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当然，本文揭示情感表达背后蕴含的理性因素，并非想为情绪正名，而是希冀从多元的角度来探究社会情绪产生的复杂诱因，揭示其隐藏之功能，这样才能深入理解公共舆论背后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避免情感与理性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才能找到情绪疏导的正确方向。正如林郁沁(Eugenia Lean)所言：我们需要质疑以往研究中把理性交往行为视为发展具批判作用的现代公众必不可少的要素的做法，也反对当前大多文学和理论中把情感和理智、理智和道德作二元划分的做法，即便在高度商业化传媒和高涨的大众情绪中是否也包含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的理性交往元素？媒体的炒作如何推动公众对正义内涵的探讨、对公众人物丑行的谴责，及现代社会及其公民的正当道德行为的厘定？(林郁沁，2007/2011：10-11)来源：《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1期 作者：郭小安 节选：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真相概念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