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陷入了道德论证的悖 论与内部认同的困惑

倍酸公关

2003年以来，随着互联网对民意的释放，舆情逐渐成为现实政治与社会矛盾的一种符号，相关实践也嵌入了网络反腐、信息内容治理、意识形态斗争等复杂议程。有学者指出，舆情已成为政府在互联网空间搜集网民意见、情绪、倾向等信息情报的制度安排。①这充分展示了舆情所遭遇的正当性危机。不难发现，无论西式publicopinion还是本土的舆论舆情，关于民意的概念和实践都成为国家与社会的斗争场域。②韦伯用正当性来阐释政治权威的来源，广义上强调了一种权力或制度应得到道德的论证（理性层面）与社会的普遍认同（经验层面）。③那么，舆情的正当性危机是如何形成与演进的、又与现代民意的普遍困境存在何种联系？这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一、舆情的正当性之争

自舆情概念兴起以来，如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就广受关注，并集中体现在舆情与舆论的概念辨析之中。有学者强调舆情包含潜在的民意（后者侧重显性表达），④且舆情主体不包括官方机构（后者则具有多元主体）。⑤这两种观点从本体和主体层面，为舆情的正当性作出了基础的辩护。但对于一个政治性概念，其实践意义显然更受瞩目。随着政府舆情工作机制的建立和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当性的讨论也转向了舆情实践，尤其是舆情监测、舆情治理为代表的一系列政府行为与制度安排。辩护者肯定了舆情工作对国家决策机制、治理能力现代化或良性政治沟通的重要作用；⑥批评者则将其视为辅助统治的技术手段，或者互联网时代管控方式的演化结果。⑦其中，争论的出发点落在舆情监测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有观点主张舆情监测是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意识形态的技术工作，是网民意见表达和政府监管之外的第三方观察，旨在还原社会真实意见构成。⑧反对者则根据其情报搜集、服务权力的性质，将舆情监测理解为社会监控。⑨比较而言，上述正当性之争同样困扰着西方的民意实践。从投票、政党、媒介到民调活动，这些基本制度始终不乏批判的声音。布鲁默就指出民意调查实际是一种民意的制造，所得到的民意即使不是由精英、媒介所建构，也很可能与社会的真实想法相去甚远。⑩普赖斯归纳认为，传统民意研究关注如何把分散的个人意愿转化成国家意志，而20世纪以来的现代民意实践则更加关注民意在社会中的功能与权力、调解与控制的手段。可见，民意的正当性问题构成了权力博弈和知识生产的重要场域。本文即围绕舆情面临的危机，对舆情实践的嬗变（源起、演进）加以考察；进而从理性论证、经验认同两个维度，反思其正当性危机是如何形成与加深的。

二、传统中国的舆情实践
由政治信念和政治行为构成的概念，在历史上总是有着多变的意义。本文首先回到舆情的源起，探讨正当性危机能否从历史中找到根源，或者说当下实践与传统之间存在哪些承袭与改造。

（一）概念的源起及价值阐发

舆原指车箱，舆人为造车工匠、也泛指职位低微的吏卒。汉代郑玄注《周礼》时认为舆，众也，得到后世的广泛援引。舆情一词至少在唐末已经出现，如《旧唐书》记载朕采于群议，询彼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