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纷依据和程序的多元并不意味着当事人自主解决纠纷以及程序选择权得以保护,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纠纷解决机制上仍存在诸多问题。就私力救济来说,社区纠纷通过和解解决纠纷的比例并不少,和解是纠纷解决方式中成本最低、最有利于维护社区关系的一种方式,但由于没有强制力的保障措施,导致和解对纠纷的解决不具有彻底性,特别是在社区纠纷的法律事实判断中难免带有其他感情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和解是当事人在无专业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进行,因此和解协议中意思表达和利益分配的准确性比较欠缺,导致双方当事人在真正履行义务阶段存在着各种误会和抵触情绪,以至于和解双方基于合意和相互信任的出发点来解决纠纷,却以质疑和对抗的心态放弃对和解解纷程序的选择。
就社会救济来说,我国目前存在的可供社区纠纷当事人选择的方式主要有社会调解和民商事仲裁两种方式。社会调解是以社会第三方的力量介入民事纠纷中,在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下解决民事纠纷。实践中各个社区确实也设有人民调解室并配有兼职的调解员,但社区调解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调解的成功率也很低,很多调解工作流于形式。这一方面是由于社区居民对社会调解这一程序观念上的偏见,认为调解就是和稀泥,无法实现当事人所追求的公正与效益,更根本的原因是社区调解制度自身解纷功能的欠缺,作为兼职调解员的调解技能不足,调解主动性不强,调解程序的随意不能保证中立客观,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不强,这导致社区调解机构和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社区调解形同虚设。
仲裁较之于社区调解来说,对当事人的合意性有所限制,强制性有所增强。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使仲裁成为社会救济中最为高效和彻底的纠纷解决方式,但目前我国社区民事纠纷主体很少会考虑选择仲裁这一解纷程序。首先,仲裁的适用范围仍将大部分的人身权纠纷案件排除在外,而社区纠纷中家事纠纷、人身权纠纷始终占较大比例,仲裁法及仲裁实践中对此类案件一直持谨慎态度,不过有些仲裁委员会开始受理除人身权确权案件以外的设计人身权纠纷的案件,如基于人身权的财产请求权案件。其次,在仲裁委员会设置方面,除了几个一线城市仲裁委员会设立了分会,其他社区的市大多是仅设置一个仲裁委员会,社区民事纠纷的地域性较强,
当事人、证据材料等往往都集中在社区,如果社区距离仲裁委员会较远,当事人考虑到时间、距离等成本通常会放弃对仲裁方式的选择。再次,我国仲裁在仲裁形式、仲裁员选择、仲裁法律适用等方面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原则的,这有利于当事人自主自觉地解决纠纷,但面对以上选择时,社区纠纷主体并非都能作出正确并合理的选择,社区居民多是普通老百姓,对法律适用和仲裁庭的组成并不熟知,更别说根据案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了。最后,我国仲裁费用较高,仲裁程序和仲裁裁决受到司法权较为严格的监督和审查,在投入较高成本后,仲裁裁决如需执行仍要接受司法机关的再次审查,并且司法审查时限较长,这些都是很多当事人放弃选择仲裁的原因。
就公力救济来说,解决社区民事纠纷的方式主要是指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解纷方式具有终局性,也最具权威性和强制力,是所有民事解纷程序中最彻底的一种方式。但任何制度都有其两面性,诉讼自身的费用昂贵、程序繁杂冗长等问题使人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选择这一公力救济。虽然我国民事诉讼中设置了简易程序,但无论如何诉讼都是审判权的体现,程序的简化也只是相对的,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审判权要接受当事人、公众、媒体和社会的监督,程序操作上必须严谨规范。另外,当事人对私权有着自由的处分权,这一处分权的自由不仅体现在实体利益上,还体现在程序选择权上,但是一旦进入诉讼阶段,审判形式、审理依据、审理期限等都由不得当事人,当事人的合意在诉讼中被严格限制甚至禁止。因此,就处分私权的自由度以及纠纷主体选择权的行使来说,诉讼并不是最佳选择。
节选:合意视角下城市社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王珂珂,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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