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公共关系学自始至终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学术尊严和地位,公共关系学科的正当性危机,如同其与生俱来的污名化和妖魔化一样,远远超过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2011年,三十而立的中国公共关系学科被迫从新闻传播学科转入公共管理学科,其背后的深层原因非常复杂,虽然离不开知识和权力的共谋、离不开新闻传播学科的忽视,但是,公共关系学科自身的本质阙如放弃学科主权、开放学科边界、专业精神缺失、知识领域混乱等等,也是导致公关学科被驱逐命运的根本原因。黄懿慧曾提出网络公共关系的新概念(11),并梳理出了中国公关学科正当性的五大危机,主要是身份正当性危机、道德正当性危机、共同体分化之危机、学科设置危机以及学术力滞后危机(12)。她认为,学术力滞后之危机是阻碍公共关系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深层因素,本文深以为然。
在60年代,施拉姆曾用许多人穿过,很少人逗留来形容传播学学科基础的认同危机,如果说传播学是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那么公共关系学则是处于之间的空间的阈限学科。在这里本文想引入阈限性(liminality)概念,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公共关系学科的独特本质,重新思考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及其环境的互构关系,重新想象公共关系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公共性命题。
阈限性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概念,主要来自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根纳普(Arnold van Gennep)的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研究和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Turner)的《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和《象征之林》等著作。所谓阈限性,主要是指非此非彼、既此又彼的之间性状态(between states)(13)。主要体现在一个仪式的中间阶段,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比如教堂、婚礼、旅游、城市广场等,都是具有仪式感的阈限空间。阈限的之间和模糊特性是文化意义上的,并且具有在不同结构性状态之间转换的功能,这些特征可以很好地说明公共关系学科的之间本质。
根据分离阈限重合的阈限阶段理论,一个组织机构首先必须从自身的私领域中分离出来,进入一个叫做公领域的之间的空间,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平等性的互动与分享,才能产生社会凝聚和社会团结的融合效果,最终实现多重意义价值的象征之林,这样的阈限时刻或持续或短暂,但无论多么短暂,阈限时刻呈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普世的社会联结,它在结构的间隙和边缘出现,却充满了生成的潜能。用特纳的话说,阈限性充满了力量和潜能,也充满了实验和游戏(14)。也就是说,经由阈限,人们获取共融的体验,这是一个主体性及其公共性得以建设并经历的过程。
由此本文提出,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典型的阈限学科,从历史起源来看,公共关系这一新职业最初是新闻人创造出来为广告主服务的,它是居于新闻实践与广告实践之间的一种独特业务方式,一方面秉持着讲真话和公众必须被告知的新闻立场,另一方面又渗透着强烈的说服企图心和不对称性的广告表达方式,通过私人领域的公共化,通过基于事实的巧传播,寻求其受雇主体与相关公众及其环境之间地带的共通与平衡。
公共关系实践就是在这种之间的空间(in-between spaces)里进行的,它强调公共性的社会交往,这种社会交往既是在汤普森(Thompson,2011)所谓的公共视野之下展开,也是在特纳所强调的共同体的趋向(community orientation)之中进行的。公共性体现在社会组织通过各种中介的手段而展开的交往和互动,以此而形成体现这个共同体趋向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阈限空间里,作为共同体的一员的主体性身份得以彰显。阈限空间是动态地构成的,是在情境变动中的。换句话说,空间(场所)的阈限性的获得经由人们对于这一空间潜能(capacity)的挖掘和开发,体现着空间的使用者和消费者的主观能动性,这种空间性不是一个固定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地理属性,而是一个形成中的、正在出现的社会关系的特质,具有通过仪式感,属于非此非彼又即此即彼的阈限性建构(15)。
从身份正当性来看,公共关系人员扮演着谏臣的角色,是一个一仆三主,吃里爬外的关系居间者(16),也就是说,公共关系人员为组织所雇佣,但却基于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建言献策,公关从业者所扮演的角色是对客户长远利益负责的倡导者。倡导是在以观点的自由流通为依据的观点市场空间里进行的,公共关系的传播策略是嵌入社会倡导者的意义空间之中的,组织通过挑战话语权、社会责任以及公平的政策制定来帮助信息的自由(17)。当那些多样化的特殊利益的声音被听到时,才会更好地服务公共利益。公共关系学科可以对实现全能社会作出更好的贡献。
公共关系学科的阈限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阈限性勾勒了宏观的经纬,它既有空间维度的结构,又有时间维度的流变,两相交织的阈限空间,是文化杂合的空间,是意识形态运作的空间,也正是公共关系实践的想象空间,阈限性概念给公共关系实践的合法性和学科的正当性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解释,这更有利于挖掘公共关系研究的潜力,实现公共关研究的空间转向和生态学回归;另一方面,阈限的之间和模糊特性使公共关系学进入一个更加难以界定的研究领域,给本来就备受争议的公共关系学的学科地位带来威胁,使得公共关系研究潜伏着更为基础性的怀疑,这样也可能会削弱学科的力量。
总体来说,本文倾向于认为: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典型的阈限学科,它可能居于新闻学与广告学之间,也可能居于传播学与管理学之间,更可能居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公共关系学科边界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与生俱来的本质特征,公共关系学科拥有一个可移动的边界和可沟通的空间,也许这正是公共关系学科的魅力所在。来源:《现代传播》 作者:陈先红 公共关系学的想象:视域、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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