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风险往往是媒介化风险。其中，媒介信息风险和媒介舆论风险表现的尤为明显。就前者而言，信息不足、信息泛滥、信息失控均会造成风险。就后者而言，舆论本身不一定是理性的，但它很可能体现了大众对风险的合理恐惧。而网络同质化舆论的虚拟串联，不利于信息与经验分享，不利于民主化进程。
这一现象的成因主要有四。从信息选择的角度来看，网络中普遍存在的信息过滤现象；从匿名效应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的隐匿性使网民处在社会约束力弱化的状态下； 第三，群体意见具有封闭性；另外，网络中依然权力结构的不均等分配。
为了有效应对频发的媒介舆论风险特别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极化现象，从而促进社会和谐、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现代政府可以从以下方面加强疏导：保障信息公开，打造主流网站，听取民间声音；开辟传统媒体的表达渠道，构建协商民主的范式；提高网民素质,加强法律建设与行业自律；发挥网络舆论领袖的作用等。
危机事件与网络舆论
进入新千年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社会已步入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危机事件频发，社会风险系数增加。从2003年爆发的SARS危机到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以及antiCNN事件再到贵州瓮安、湖北石首等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危机性质涉及自然灾害、政治制度、社会矛盾等诸多方面，辐射范围广泛，并且都对中国社会及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此形成强烈呼应的是，互联网上也爆发了关于此类危机事件的舆论风暴，一时间网络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状态，涉及范围进一步扩大，例如，2009年网络上发生的针对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的广泛讨论，其中2008年antiCNN事件中发生的抵制家乐福群体性行为就是典型。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此类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无疑增加了现实社会生活的风险。
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概念和理论是由德国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在其代表作《风险社会》中率先提出的。贝克认为，虽然人类社会长久以来一直存在各种风险，但自20世纪后半页人类步入后工业社会以来才有所谓的社会风险由社会原因引发的风险；而人类步入后工业社会后也就进入了风险社会。
较之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这一时期风险的最大特征在于除了来自外部的自然风险外，更多的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主要来自人的决策与选择，是内在的、人为的、制度上的；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并且呈现全球性特征，如国际政治风险、全球经济风险、全球生态环境风险等。
贝克在书中同时指出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也就是说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往往呈现虚拟状态。而此种风险往往叠加在媒介化社会 （Mediated Society）的基础上，它们是由传播媒介建构（construct）或呈现出来的，因而是媒介化风险（mediated risk）。
而拉扎斯菲尔德等学者也曾指出，传媒起着社会环境监测的功能，它通过信息传播向社会成员呈现外部威胁，促使人们能够做出调整，因此担任着危机传播的重任。由此可见，传媒是否报道、如何报道风险信息是一般社会成员感知风险的关键信源。也就是说媒介化风险主要来自媒介结构性风险，包括媒介技术风险、媒介信息风险、媒介知识风险、媒介舆论风险、媒介政治风险等方面。（马凌,2008）而在近几年国内发生的包括SARS、antiCNN在内的危机事件中，媒介信息风险和媒介舆论风险表现的尤为明显。
就媒介信息风险而言，信息不足、信息泛滥、信息失真、信息失控均会造成风险。风险社会中若出现信息不足，将造成信息真空并有可能导致谣言流传并最终引发社会危机，这一点已经被2003年中国大陆的SARS事件证明。而网络信息泛滥、失真则会将我们所处的环境拟化为变幻的躲躲猫(peek-a-koo)世界事实变得难以确认和飘忽不定。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高度发达的媒介技术对地球村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保持次经验性的在场，而另一方面却又在这种不断累积的复杂性中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最终被异化了。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等媒体在创造海量信息的盛景时，也进一步加大了信息不足时的风险系数，而人们也在习惯性沉浸于信息海洋时，内在的患上了信息综合症。
就媒介舆论风险而言，期间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传闻，这些传闻在借助媒体特别是网络等新媒体技术后，其传播速度往往会成倍增长，引发危机的可能性也愈大。例如，在杭州飙车案宣判后，网络上便出现了关于肇事者胡斌审判时使用替身的传闻，并引发了网民对于肇事者新一轮的声讨，后被证实这只是个别网民的造谣行为。不仅如此，在诸如此类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以及危机事件中，传闻始终处于不停演变和自我生产的过程中，而传播媒介则为这种演变提供了最佳的加工厂并给传闻贴上了真实性的标签。事实上, 舆论本身不一定是基于事实和理性的，但舆论很可能体现了大众对风险的合理恐惧（马凌,2008）。而大众又很可能会因媒体制造出来的风险动员起来，期间由不实信息或极端言语引发的不理性舆论往往会进一步加强大众对风险危险性的假想。诚如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2006）所讲，媒介能制造出全球化的信息螺旋，在这个螺旋中，相关的事件自动集合成一个冲量，可能导致无心插柳的结果和无法预测的结局。
乌尔里希;贝克的这一理论启示我们，在这个全球化、现代性迅速扩展，反全球化的全球化运动逐渐兴起，glocalization(全球地方化)的时代，风险与危机（也就是已经爆发的风险）的应对，将是现代政府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在互联网无孔不入的今天，政府针对危机事件的传统做法已经过时。对于现代政府而言，他们面对着这样一种状况：一方面网络舆论的异军突起已经开始对传统媒体和现实生活以及社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网络虽开辟了民意表达的新通道，并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市民社会的成长，但这一平台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并未完全成为协商民主的理想平台和实现公共领域的转型。
因此，对于现代政府，特别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如何有效引导危机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应对频发的媒介舆论风险特别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极化现象，将是风险排除的重中之中。这也将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和谐、政府公信力的实现，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重大问题的解决。
为了更好的说明危机事件中网络舆论中存在的风险状况，特别是群体极化现象，本文选取了2008年拉萨3?14后爆发的antiCNN事件为例。
antiCNN：群体极化的力量
2008年，西藏拉萨3?14暴力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迅速高效地行动起来，用虚假 新闻轰炸西方世界。CNN、BBC网站、德国RTL电视台、《华盛顿邮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以多种手段歪曲事实，并将北京奥运牵扯进来，鼓吹抵制北京奥运。西方媒体的这些报道引发了境内外众多网民的抗议，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来反击西方部分媒体的诬蔑。以下，笔者简要回顾事件的基本过程：
3月14日 西藏拉萨发生暴力事件，网友qq8407736第一时间发帖讲述此事。
3月17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法新社在各自网站上使用同一张刻意被裁减的图片，歪曲报道拉萨事件。
3月20日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饶谨创办anti-cnn.com网站。该网站旨在收集、整理并发布部分西方媒体失实报道的证据，并开通开放论坛。网站建立后，诸多网友给网站提供各种证据；每天的访问量超过50万。
3月21日 新华社发表通稿《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真相 》。
3月26 日 中国政府邀请19家境外媒体组团到拉萨进行探访 。其中不包BBC与CNN。此前在拉萨爆发骚乱后，中国政府停发入藏证给国外媒体，并驱赶了已在西藏采访的几家港媒。
3月27日 国际记者联合会发表声明，抗议中国官方选择性地仅允许19 家境外媒体进入西藏。
4月 7日 率先打出反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大旗的anti－CNN网站遭到黑客攻击。4月8日21点15分攻击暂时告一段落。
4月9 日 针对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期间遭到干扰，部分中国网民，开始计划发起一场抵制家乐福的行动。19日，合肥、郑州、昆明、武汉等地相继发生抵制家乐福的示威游行。
4月10 日 CNN在转播奥运火炬在旧金山传递时，恶意攻击中国人基本上一直是一帮呆子和暴徒。
4月15 日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对CNN主持人卡弗蒂发表恶毒攻击中国人民的言论表示震惊和强烈谴责，严正要求CNN和卡弗蒂本人收回其恶劣言论，向全体中国人民道歉。
4月17 日 CNN网站遭到身份不明的黑客袭击。
4月16日 MSN中文网发起了我爱奥运红心签名活动，一时间，MSN聊天工具上涌现了爱中国红心海洋现象。
4月20日 多家媒体刊载评论呼吁理性爱国。在抗议西方媒体不实报道大潮中获得名誉的anti-CNN网站发表通知《呼吁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呼吁网友理性爱国，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删帖。
纵观事件发展，3月14日拉萨发生暴力事件后，国内主要媒体并未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信息真空的状况持续了7天，直到3月21日，新华社才发表通稿《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真相 》。而在此期间，境外媒体信息已经通过互联网开始扩散。
就民众的反应来看，在CNN等部分西方媒体对拉萨事件进行歪曲报道后，以anti-CNN网站为代表的网络力量迅速萌生，并在一批积极参与揭露歪曲行为的网民的带领下，发起了针对外媒的声讨。
从这一角度来看，网络正成为老百姓参政议政、表达心声的平台，某种程度上是高科技和民主结合的雏形。但与此同时，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其中包括一切偶然的意见，它的无知和曲解，以及错误的认识和判断。（黑格尔,1961：98）网络舆论主体的广泛性、匿名性、虚拟性以及生成的速成性等特点，也导致了诸如谣言增多、偏激和非理性、群体盲从等问题。
而这类舆论一经上网，就可能引发蝴蝶效应。事实上，在这场网络舆论浪潮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率先打出反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大旗的anti-CNN网站，上线仅半个多月就遭到黑客洪水式攻击 ；而4月17日，CNN官网也遭到身份不明的黑客袭击。更值得警醒的是，有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将不满情绪带入现实生活，以至于出现了 抵制家乐福,人肉搜索王千源等事件，由网络群体性事件向现实性的群体事件发展的趋势充分说明了媒介舆论的强大威力以及潜在的风险，因此必须充分考虑线上与线下世界的相互影响（Kendall, 1999），以弄清楚两者是如何共同促成公民的集体行为（Tamara Witschge，2002）。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节选：危机事件中网络舆论的群体极化现象及应对以antiCNN事件为例简力
倍酸公关十大网络公关之一，国内颇具竞争力的网络公关公司之一，专注于政府企业危机公关的处理，以危机公关、舆情监测、整合营销为主要业务的服务机构，业务微信：beisuan123。这一现象的成因主要有四。从信息选择的角度来看，网络中普遍存在的信息过滤现象；从匿名效应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的隐匿性使网民处在社会约束力弱化的状态下； 第三，群体意见具有封闭性；另外，网络中依然权力结构的不均等分配。
为了有效应对频发的媒介舆论风险特别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极化现象，从而促进社会和谐、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现代政府可以从以下方面加强疏导：保障信息公开，打造主流网站，听取民间声音；开辟传统媒体的表达渠道，构建协商民主的范式；提高网民素质,加强法律建设与行业自律；发挥网络舆论领袖的作用等。
危机事件与网络舆论
进入新千年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社会已步入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危机事件频发，社会风险系数增加。从2003年爆发的SARS危机到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以及antiCNN事件再到贵州瓮安、湖北石首等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危机性质涉及自然灾害、政治制度、社会矛盾等诸多方面，辐射范围广泛，并且都对中国社会及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此形成强烈呼应的是，互联网上也爆发了关于此类危机事件的舆论风暴，一时间网络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状态，涉及范围进一步扩大，例如，2009年网络上发生的针对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的广泛讨论，其中2008年antiCNN事件中发生的抵制家乐福群体性行为就是典型。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此类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无疑增加了现实社会生活的风险。
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概念和理论是由德国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在其代表作《风险社会》中率先提出的。贝克认为，虽然人类社会长久以来一直存在各种风险，但自20世纪后半页人类步入后工业社会以来才有所谓的社会风险由社会原因引发的风险；而人类步入后工业社会后也就进入了风险社会。
较之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这一时期风险的最大特征在于除了来自外部的自然风险外，更多的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主要来自人的决策与选择，是内在的、人为的、制度上的；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并且呈现全球性特征，如国际政治风险、全球经济风险、全球生态环境风险等。
贝克在书中同时指出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也就是说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往往呈现虚拟状态。而此种风险往往叠加在媒介化社会 （Mediated Society）的基础上，它们是由传播媒介建构（construct）或呈现出来的，因而是媒介化风险（mediated risk）。
而拉扎斯菲尔德等学者也曾指出，传媒起着社会环境监测的功能，它通过信息传播向社会成员呈现外部威胁，促使人们能够做出调整，因此担任着危机传播的重任。由此可见，传媒是否报道、如何报道风险信息是一般社会成员感知风险的关键信源。也就是说媒介化风险主要来自媒介结构性风险，包括媒介技术风险、媒介信息风险、媒介知识风险、媒介舆论风险、媒介政治风险等方面。（马凌,2008）而在近几年国内发生的包括SARS、antiCNN在内的危机事件中，媒介信息风险和媒介舆论风险表现的尤为明显。
就媒介信息风险而言，信息不足、信息泛滥、信息失真、信息失控均会造成风险。风险社会中若出现信息不足，将造成信息真空并有可能导致谣言流传并最终引发社会危机，这一点已经被2003年中国大陆的SARS事件证明。而网络信息泛滥、失真则会将我们所处的环境拟化为变幻的躲躲猫(peek-a-koo)世界事实变得难以确认和飘忽不定。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高度发达的媒介技术对地球村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保持次经验性的在场，而另一方面却又在这种不断累积的复杂性中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最终被异化了。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等媒体在创造海量信息的盛景时，也进一步加大了信息不足时的风险系数，而人们也在习惯性沉浸于信息海洋时，内在的患上了信息综合症。
就媒介舆论风险而言，期间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传闻，这些传闻在借助媒体特别是网络等新媒体技术后，其传播速度往往会成倍增长，引发危机的可能性也愈大。例如，在杭州飙车案宣判后，网络上便出现了关于肇事者胡斌审判时使用替身的传闻，并引发了网民对于肇事者新一轮的声讨，后被证实这只是个别网民的造谣行为。不仅如此，在诸如此类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以及危机事件中，传闻始终处于不停演变和自我生产的过程中，而传播媒介则为这种演变提供了最佳的加工厂并给传闻贴上了真实性的标签。事实上, 舆论本身不一定是基于事实和理性的，但舆论很可能体现了大众对风险的合理恐惧（马凌,2008）。而大众又很可能会因媒体制造出来的风险动员起来，期间由不实信息或极端言语引发的不理性舆论往往会进一步加强大众对风险危险性的假想。诚如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2006）所讲，媒介能制造出全球化的信息螺旋，在这个螺旋中，相关的事件自动集合成一个冲量，可能导致无心插柳的结果和无法预测的结局。
乌尔里希;贝克的这一理论启示我们，在这个全球化、现代性迅速扩展，反全球化的全球化运动逐渐兴起，glocalization(全球地方化)的时代，风险与危机（也就是已经爆发的风险）的应对，将是现代政府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在互联网无孔不入的今天，政府针对危机事件的传统做法已经过时。对于现代政府而言，他们面对着这样一种状况：一方面网络舆论的异军突起已经开始对传统媒体和现实生活以及社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网络虽开辟了民意表达的新通道，并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市民社会的成长，但这一平台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并未完全成为协商民主的理想平台和实现公共领域的转型。
因此，对于现代政府，特别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如何有效引导危机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应对频发的媒介舆论风险特别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极化现象，将是风险排除的重中之中。这也将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和谐、政府公信力的实现，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重大问题的解决。
为了更好的说明危机事件中网络舆论中存在的风险状况，特别是群体极化现象，本文选取了2008年拉萨3?14后爆发的antiCNN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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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西藏拉萨3?14暴力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迅速高效地行动起来，用虚假 新闻轰炸西方世界。CNN、BBC网站、德国RTL电视台、《华盛顿邮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以多种手段歪曲事实，并将北京奥运牵扯进来，鼓吹抵制北京奥运。西方媒体的这些报道引发了境内外众多网民的抗议，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来反击西方部分媒体的诬蔑。以下，笔者简要回顾事件的基本过程：
3月14日 西藏拉萨发生暴力事件，网友qq8407736第一时间发帖讲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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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饶谨创办anti-cnn.com网站。该网站旨在收集、整理并发布部分西方媒体失实报道的证据，并开通开放论坛。网站建立后，诸多网友给网站提供各种证据；每天的访问量超过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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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 日 CNN网站遭到身份不明的黑客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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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事件发展，3月14日拉萨发生暴力事件后，国内主要媒体并未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信息真空的状况持续了7天，直到3月21日，新华社才发表通稿《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真相 》。而在此期间，境外媒体信息已经通过互联网开始扩散。
就民众的反应来看，在CNN等部分西方媒体对拉萨事件进行歪曲报道后，以anti-CNN网站为代表的网络力量迅速萌生，并在一批积极参与揭露歪曲行为的网民的带领下，发起了针对外媒的声讨。
从这一角度来看，网络正成为老百姓参政议政、表达心声的平台，某种程度上是高科技和民主结合的雏形。但与此同时，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其中包括一切偶然的意见，它的无知和曲解，以及错误的认识和判断。（黑格尔,1961：98）网络舆论主体的广泛性、匿名性、虚拟性以及生成的速成性等特点，也导致了诸如谣言增多、偏激和非理性、群体盲从等问题。
而这类舆论一经上网，就可能引发蝴蝶效应。事实上，在这场网络舆论浪潮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率先打出反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大旗的anti-CNN网站，上线仅半个多月就遭到黑客洪水式攻击 ；而4月17日，CNN官网也遭到身份不明的黑客袭击。更值得警醒的是，有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将不满情绪带入现实生活，以至于出现了 抵制家乐福,人肉搜索王千源等事件，由网络群体性事件向现实性的群体事件发展的趋势充分说明了媒介舆论的强大威力以及潜在的风险，因此必须充分考虑线上与线下世界的相互影响（Kendall, 1999），以弄清楚两者是如何共同促成公民的集体行为（Tamara Witschge，2002）。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节选：危机事件中网络舆论的群体极化现象及应对以antiCNN事件为例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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