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公关公司:梁家河时期（1969-1975）的传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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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早期新闻传播实践及新闻传播思想初探 梁家河时期（1969-1975）的传播实践 张志君
       习近平是1969年响应党中央号召，前往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家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的，在那里他整整度过了7年岁月。在那里，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驻队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这在他的父亲的所谓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的。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是和他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这些努力中就包括他所进行的各种传播活动。

就传播空间来看，这一时期习近平的传播活动主要是在两河区域进行的，所谓两河一个是指梁家河，一个是指赵家河，关于前者，我想许多人恐怕都不陌生，但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熟悉后者，其实，习近平正是在赵家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才跨出了从普通知青迈向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关键一步的。 当时的两河地区特点是经济贫困落后，文化极不发达。.

从传播过程来看，习近平曾经提到梁家河插队时需要过四关，即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后来，时任延川县团县委书记的陶海粟又加了一关厕所关， 其实，在我看来，可能还要再加上一关，叫做语言关，《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就是当他们初到梁家河，与当地农民交流时，突然发现好像出现了障碍，对方说的东西他们不懂，他们说的，当地的农民也不明白， 这对于一向生长在大城市的他们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从传播对象来看，这一时期，习近平的传播对象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知青，另外一类是老乡，前者包括一起从北京前往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也包括其他知青，后者则包括当地的农民和干部，这是知识背景、生活阅历、审美情趣等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的两类人，这也意味着在进行相关传播时，习近平必须不断完成从一个层面向另外一个层面的话语切换和内容转换，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类传播对象往往还混杂在一起，这就使得习近平在进行相关传播时，必须不断创新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

从传播效果来看，这一时期习近平所进行的相关传播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传播效果。通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他不仅没有受到当地人的歧视，而且还在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并且光荣当选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被评为延安地区先进青年，在1975年还被当地群众推选上了清华大学，临走的时候，当地的群众还自发地为他来送行。

概括这一时期的习近平的传播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以知助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当时的习近平却通过刻苦攻读各种书籍，掌握了远远超过他的绝大多数同龄人的学识，在与当地村民们进行人际交往时，他非常乐于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通过特定的传播渠道传播给那些渴望知识的当地村民们：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文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文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二是以情感人。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一个文盲率很高的地方进行人际传播，没有丰富的学识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仅有丰富的学识又是不够的，如果不能够融入当地百姓的生活，那极有可能会像毛泽东当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批评的那样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习近平早就读过毛主席的文章，肯定也对毛泽东的观点深表认同，所以，他在梁家河时期所进行的人际传播非常重视融入自己的情感，近平不仅经常称自己是农民，也经常说我们老陕;如何如何，可以看出他已经把自己看成陕北农民的一员了。

三是以理服人。人际传播既是情感上的交流，也是道理方面的互动，没有情感交流是不行的，仅有情感传播又是不够的，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矛盾纠纷的时候，倘若不能晓之以理的话，很可能难以达到想要的传播效果。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件事，当时他们村子里有一个二流子，不务正业，偷鸡摸狗，村里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采取批斗甚至谩骂的方式，但是收效甚微，而习近平对这个二流子;,没有说一句侮辱人格的话,而是以平和的态度,给他讲道理,对他进行开导和教育。社员上去骂二流子;的时候,二流子;低着头,闷着声不吭气。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地给他讲道理,教育他改正错误,二流子听了直点头。

四是以规规人。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尤其是从事管理工作的时候，如果一味地讲人情，顾面子，那肯定是既不可能做好传播工作，更不可能做好管理工作的。时任延川县文安驿公社负责人的刘明升回忆说近平做事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一旦担起了责任，就有自己的想法近平把规矩定得严严的，大家一起按规章制度办事，制度不认人，不管张三李四，不按制度办就不行 ，梁玉明也回忆说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说的话，如果有错你们就指出来，我肯定改；如果我说的没错，你们就照着办，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对，我就要纠正你，而且不能说一下我就不管了，还要督促你真的改过来。如果有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对的事情还要说对，那绝对不行。

五是以景聚人。这里所说的景乃是愿景之意，尽管当时还不流行愿景这个词，但是，习近平在梁家河时期进行人际传播的时候，还是非常重视通过描摹此时此地还没有的美好生活来团结、凝聚尽可能多的群众以便推进有意义的事业。梁家河返乡知青王宪平曾经回忆道除了识字以外，近平还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知识，也增长了见识。 另外一位北京知青陶海粟回忆说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外一些历史人物在困境中个人奋斗的故事，分别后习近平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继续谈这个题目，并在信中引用《诗经》中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愿意接近他们，并保持了长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谊，是因为我们存在一些共同点。

纵观这一时期习近平的传播，笔者认为：

一是为后来的新闻传播和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梁家河隶属于延安地区，延安是一块宝地，这里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杰出领袖，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习近平。如果说，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期，那么，延安时期则是习近平思想的萌芽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的道统之所在。2004年8月14日，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专访曾经这样说过我现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观念，形成的很多的基本特点，也是在延安形成的，所以我呢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作是延安人。

二是为后来的新闻传播和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孔子与他的得意弟子子贡的一段对话，其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主张，那就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其后，南北朝时期北周著名文人庚信在《燕射歌辞;角调曲》中也提到类似的话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孔子也好，庾信也罢，他们都认为，没有一定的文化做底蕴，那么，所进行的人际传播效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其实，岂止是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传播同样都需要丰厚的文化做底蕴。近年来，习近平在出访期间先后多次在美国、俄罗斯、法国、印度等国的外交场合谈到他青年时期阅读经典的经历，所列书单令人震撼，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各种传播，习近平对于经典都信手拈来，之所以有如此深厚的造诣，肯定与梁家河时期打下的相关基础分不开的。

三是为后来的新闻传播和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维基础。梁家河时期的7年，正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遇到重大困难的7年，从相对发达的首都来到极端贫穷的陕北，来到最基层的老百姓中间，习近平对于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老百姓的角度思考肯定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战国末年的著名思想家韩非子在《显学》中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话得到了有识之士的一致认同。2012年11月15日，在率领其他六位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响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所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一词总共出现了203次，我想，这些肯定都与延安梁家河时期的相关经历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