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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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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暴法》不同于传统法律部门中的立法,它是一部集实体法与程序法规范,民事法、行政法与刑事法规范于一体的社会立法,其在《指南》规定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制度试行的基础之上创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无需依附于其他传统家事诉讼,成为一种保护家暴受害者的法定手段。

立法与实践情况

我国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在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试行经验基础之上,结合了美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及实践经验而设立的。《反家暴法》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措施的规定与美国相似,采用了概括列举模式,其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从申请角度来看,申请主体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即除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依法享有一定权利和负担一定义务的亲缘关系最近的近亲属,还包括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法律所规定之亲属或近亲属关系的,而又共同生活的非家庭成员。同时,若上述主体基于民事行为能力或人身自由等方面原因无法亲自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

《反家暴法》第23条也规定了相应的代申请主体,包括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等。此外,申请人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应有明确的被申请人以及具体请求,并且必须有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才符合《反家暴法》所规定的申请条件。申请人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若却有困难,也可以口头申请形式提出,并由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居住地、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从审查角度来看,不论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审查,还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复议的审查,主要应以申请人是否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为标准6。缘何以此为标准,是因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具有独立性,申请与核发无需依附于其他诉讼程序,若是依然保持着业已遭受家庭暴力为主要标准,则有违该项制度设立之目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目的在于制止尚未发生的和可能再次发生的家庭暴力,而非用于证明家庭暴力是否存在。因此,以遭受家庭暴力作为审查与核发的主要标准,既无必要,也不合理。此外,申请的审查可比照特别程序的审理进行,可以由独任法官审理(并非绝对),视案件需要决定是否听取被申请人意见2,并根据案件情况在72小时或24小时之内做出裁定。

从执行角度来看,《反家暴法》第32条规定了一套以法院为主体,公安机关及基层自治组织协助执行的多元化执行体系。根据《反家暴法》第29条所规定的三种措施,执行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被申请人的不作为义务以及被申请人的作为义务,前者为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以及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这两项措施的执行,后者为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这一项措施的执行。

那么人身安全保护令之本质究竟为何?对于这一问题国内目前存在着较大争论,有学者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强制措施,也有学者主张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独立的司法命令。后一种观点能够更为全面的定义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本质:第一,部分观点将人身安全保护令定性为一种强制措施,根源于过去的试行阶段,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具有独立性,必须依附于婚姻诉讼而存在,将其定性为强制措施可谓是实行初期的无奈之举;第二,民事强制措施的作出均应以决定书形式,而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反家暴法》规定应当以裁定书形式作出;第三,人身安全保护令与行为保全只是家族性相似,人身安全保护令在目的、内容、程序启动与行为保全方面都有相通之处,但二者在独立性上的本质区别证明两者之间并非种属关系;第四,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内容均为给付行为,因而可将其归属于司法命令,然后使用独立两字表明其程序上的非依附性。因此,将人身安全保护令定性为一种独立的司法命令更为妥当。

节选:论家事纠纷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以《反家庭暴力法》视角出发 刘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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