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公关:信息负面偏向在应急时期更为强烈

倍酸公关

信息负面偏向是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心理现象，在特殊应急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它特指人们相对更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更敏感和重视身边接触到的负面信息。三人成虎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等俗语一定程度上说明的就是人们习惯偏信负面信息表达的内容。虽然很多时候这些信息在事后看起来非常离谱甚至荒谬，但人们在当时或许是主动、或许是在裹挟之下信以为真。常态情况下人们就具有这种心理偏向，更不用说在社会应急时期这种偏向就会愈发显著。在现代风险社会，无处不在的、隐蔽的、潜藏的风险已经超出一般个体理性计算的能力，或者个体无法付出太多的精力应对非直观的、变形化的风险。在认知资源、信息加工有限的情况下，出于对利益可能受到损失的担忧，个体对于负面信息的关注胜过正面信息。用日常语言加以形容就是，在雪上加霜和锦上添花之间，个体优先的行为策略是避免前者，而后再是追求后者，即首先避害，其次趋利。从生存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而言，在与外界互动中坏的负面信息往往比好的正面信息具有更鲜明、更强大和更紧急的警示价值，前者往往发挥出受人青睐、追捧的诊断依据，更容易展示出提醒功能，激发人们的注意力，促进人们愿意更加精细化加工这些信息，采取谨小慎微的防御心态来保护自己利益不受到伤害。
 

首先，此次疫情极为特殊，客观上助长了人们的信息负面偏向。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带给人们舒适、安全和可靠的高质量生活，人们感受到技术力量的强大。然而在繁荣景象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人类个体，甚至人类社会也具有较为脆弱的一面。一些严重破坏公共安全的生物安全风险像看不见的敌人，潜藏在某个黑暗的角落，伺机侵袭人们的生活，导致广泛的社会灾难，构成重大的社会威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事发突然，各方认识有限、准备不足、预警不充分。实事求是地说，疫情初期我们工作有短板，暴露出漏洞，需要今后完善。但另一方面，此次疫情确实非常特殊，不确定性、未知性和危害性空前。所以不仅中国在初期答卷不理想，2020年3月初，在我国疫情局面趋于稳定的时候，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也开始面临大考，同样出现局面的失控。近期短时间内疫情席卷全球，亚洲的韩国日本伊朗、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还有美国，无不中枪。3月3日，韩国政府宣布进入24小时全面戒备状态；伊朗取消一切集会，所有学校停课；法国卢浮宫等旅游机构关闭停业。所以，要理性正确看待一时间各类舆情信息铺天盖地的现象，极短时间内巨量信息鱼龙混杂、扑朔迷离，搅动着人们心理过山车般的不安、焦虑和恐慌，使整个社会心态发生偏离，给疫情防控带来挑战。
 

其次，应急时期的一些流传信息往往披着吸引眼球的特殊外衣。这些信息为了迎合人们安全防护的基本需要、满足猎奇求真相的踏实感、倾泻不作为问责的急切感等，往往包含很多与威胁、危险、损失相关的内容。这当中有的是科学合理的，如出门戴口罩人群不聚集等；但有的完全属于捏造歪曲事实，如吸烟能够预防病毒喝酒可以杀死病毒等；还有的故意散播无中生有、未经证实的、危言耸听的恶意言论，如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生物阴谋论等。应急时期流传的不良信息最大共性是夹杂着不利社会团结、滋生社会分裂、干扰疫情防控、扰乱民生秩序的情绪成分。言论中各种情绪的表达、释放、发泄、放大以及泄愤使得大多人容易不自觉地从众、随大流、人云亦云。一些谣言一传十、十传百，传了一千遍的谎言最后就跟真的一样。
 

最后，疫情初期社会公信力降低强化了人们的信息负面偏向。身处漩涡的湖北省起先只发布公共卫生应急的二级响应，而相邻的一些省份陆续早于湖北省启动一级响应。当武汉地方疾控中心宣称病毒没有人传人到有限人传人，再到国家权威专家确定病毒人传人，以及湖北省改为一级响应的时候，当地群众的风险体验陡然上升，且对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感到失望，公信力明显受到削弱。之后，虽然地方政府做了巨大的努力，但这种状态下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态膨胀，对官方信息半信半疑将信将疑，甚至根本不信。反而对某些来路不明，甚至别有用心的谣言偏信偏听。究其原因，在信息信任没有失去之前，人们对信息的解读、想象和诠释的空间较小，愿意接受官方发布的信息，并相信信息是清楚无误的。但在信息信任失去之后，社会心态表现出怀疑丛生，人们开始怨恨受到信息欺骗，转向质疑信息主体的目的或者专业能力。这些客观上为流言蜚语创造了机会，导致谣言满天飞，出现信息混乱。来源： 人民论坛网 作者：伍麟 节选：重大公共卫生应急时期的信息免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