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倍酸危机公关公司谈未成年打赏主播的钱怎么追回，宁波市海曙区张某女儿张某甲今年8周岁，小学2年级，平时和奶奶共同居住。张某甲每天需要上网课，并用奶奶的手机做作业。某月某日，张某下班回家检查在线作业完成情况，发现十几条消费提醒短信，显示昨晚消费了8万余元。经反复询问，张某甲承认在2个知名直播软件甲平台、乙平台注册账号，并不时给主播点赞。事发当晚，张某甲做完作业后，趁奶奶做家务间歇打开了直播软件，见主播在索要礼物，觉得好玩就点击屏幕上的“嘉年华”“游轮”，充值“快币”赠送“厚礼”。

得知实情后，张某相继联系了2个平台的客服，甲平台根据其提供的资料退回3万余元，但乙平台却多次驳回申请。1周后，张某来到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寻求帮助。

调解员对案情进行详细梳理后，明确该案的矛盾焦点在于证明进行直播打赏的行为人是未成年人。调解员对当事人家庭情况作了全面调查，联合学校老师共同调查取证，通过连续几个晚上观看事发当晚乙平台直播视频取得关键证据。

证据一：账号“小可爱小白兔”于事发当晚在乙平台的充值、消费后台账单。

证据二：事发当晚乙平台主播“某乐学长”直播视频中的2段对话。直播视频总时长3个多小时，其中13：44-13：57时段中，2个主播对话，1位主播问“某乐学长”：“你家那个‘小可爱’在吗？那个小学生。”在01：30：55-01：32：20时段中，2个主播对话说道：“小可爱当晚从1级刷到33级，大概花费了4万至5万元。”通过这2段关键视频，可证明2个主播明确知道“小可爱”的身份是小学生，第二段视频中所说的打赏金额与张某提供的乙平台消费账单相符。

证据三：通过调解员实地调查，发现张某甲的奶奶是一位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老人，注册账号并取名“小可爱小白兔”，向一个直播平台“打赏”近5万元，不符合其生活消费习惯。相反，平台上点赞的内容符合小学生的观看习惯。

调解员通过申诉平台向乙平台提供了上述证据，并追加了文字说明，依旧被乙平台驳回申诉。调解员多次与客服沟通，要求能与乙平台负责未成年人维权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直接联系，也被拒绝。在多次沟通无效后，调解员重新梳理分析案件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一般为效力待定，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后有效。如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事后未得到法定代理人的追认，则法定代理人有权撤销相关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明确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要求平台及主播退回“打赏”。

同时，调解员也发现乙平台在管理上存在诸多问题。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络秀场直播平台要对网络主播和‘打赏’用户实行实名制管理。未实名制注册的用户不能打赏，未成年用户不能打赏。要通过实名验证、人脸识别、人工审核等措施，确保实名制要求落到实处，封禁未成年用户的打赏功能。平台应对用户每次、每日、每月最高打赏金额进行限制。在用户每日或每月累计‘打赏’达到限额一半时，平台应有消费提醒，经短信验证等方式确认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消费，达到‘打赏’每日或每月限额，应暂停相关用户的‘打赏’功能。”本案中，该账号未经实名认证就能使用“打赏”功能，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

调解员调整与客服的沟通方案，从证据和普法的角度双管齐下，指出了乙平台存在着实名制管理不到位的缺陷。调解员与客服多轮沟通后，乙平台管理人员与调解员取得了联系，并通过电话沟通与张某达成调解合意。乙平台管理人员承认“打赏”行为是由1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女孩实施，并同意在10个工作日内退回包括打赏“某乐学长”主播在内的消费款项4870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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