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社会历史和公众心理诉求”看网络媒

倍酸公关

媒介之所以具有审判之力，不仅在于媒体背后的政治力量或经济支撑，根本来源于强大的公众意志。媒介审判的实质是代表社会公共意志的舆论与代表社会公正的司法之间的冲突。[4]有学者认为：媒介审判这一新特征是我国特殊社会转型时期公民民主意识觉醒的结果。社会矛盾诸多，社会主义民主进程难以同步跟进，于是公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就越来越高。[5]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社会历史的视角：从2003年网络媒体元年后，网络媒介审判的事件远如孙志刚事件、药家鑫案，近如贾敬龙杀人案、刺死辱母者案，无不聚焦于复杂的社会问题，诱发点多为公平正义。官与民、富与贫、强与弱、收容所制度、拆迁问题无不触碰到了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痛点。除了舆论监督制度本身的建设空白，处于急速发展转型期的中国，还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问题。网络媒介审判是转型期必然出现的发展问题，它绝不仅仅是新闻和法律的问题，其所触及的痛点实则深入中国政治、经济、法治等方方面面。

这些问题痛点也与中国公众长期的心理诉求紧密相关。大多数网民审判的出发点是为了弘扬正义、惩奸除恶，网民的反应是有正义感的人所应该表达出来的态度，证明了社会道德与良知的底线仍在。[6]中国公众素有仇官仇富的深层心理，出于对和平正义的普遍爱好，当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不满时，自然会通过新闻媒体表达公众意志。在网络时代，其结果必然是在网络上从道德的角度为贫弱之人打抱不平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法不责众、杀人偿命这些思想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公众意志中，成为普遍的文化情结。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人治历史的国家，千百年来，人们总是不断地期盼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超凡的决断能力的清官来维系他们对社会的信心的底线。在现代法治社会里，清官政治已经失去了生长的土壤，但是公众的清官意识;却并没有就此泯灭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审判;是现代法治社会里由新闻界和公众共同制造的人治的神话。[7]慕明春教授的这段话，已然开始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范畴审视网络媒介审判的根源，由此可以开辟出研究网络媒介审判的全新角度认识论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