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危机公关公司: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思考与

倍酸公关

1、政府公信力和体制的基本价值基础是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资源，十八大后，网络举报进入高密度暴发期，如何及时回应、查处并予以制度化保障，是今后一段时间网络舆情处理的重要内容。

    2012年，以微笑局长为代表的涉官涉腐事件多发，特别是十八大以后，涉官涉腐事件密集爆发，反腐之风劲吹。从11月20日网友通过微博实名举报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到12月底记者实名爆料称郑州市房管局某官员女儿拥有11套经适房，平均每两天就有一起涉官涉腐事件爆出，其中多为网络举报。20多名官员被调查或免职，其中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成为十八大以来首位被举报调查的省部级高官。高频度的网络举报得益于十八大以来新的领导集体对反腐败的高度重视，可以预见，2013年网络反腐势头不减。

    综观十八大以来的网络举报事件，相关部门能够积极应对，及时做出回应，并主动邀请爆料人进一步提供详细信息、协助调查，在查处速度上刷新了网络反腐记录，但仍有一些地方部门应对网络举报的素养亟待提高。面对密集爆发的网络举报态势，如何提高政府部门及官员应对网络舆情的素养，及时回应并查处网络举报、给民众以交代，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处理网络舆情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互联网日益成为群众表达诉求、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平台，网络反腐的成效有目共睹。网络曝光形成全民围观最终倒逼内部调查已形成一种固定模式[9]。网络反腐的风行，也反映出我们的反腐制度还有待完善，网络反腐应成为制度反腐的补充，成为能够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的信息渠道。当然，网络反腐也存在着泥沙俱下，谣言、中伤等不可避免的问题，在鼓励反腐形式的创新和鼓励全民参与监督的同时，也应对网络反腐存在的误伤等弊端保持警惕。总体来说，这种经网络曝光，由网民参与的网络反腐热潮能有效补充党和国家机关内部自我监督的不足，正改变着中国的反腐格局，加强制度反腐是新时期反腐的关键所在。

    2、打破矛盾恶性循环的逻辑链条，规避转型陷阱，建立利益冲突协商机制和民意表达机制。

    转型陷阱是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像乌坎这类事件，就是转型陷阱的一种表现。违反规则和法治的事情积累多了，现在即使想用法治的方式来解决都越来越困难，因为弄不好就会引起连锁反应。转型陷阱在环保类突发事件中尤为明显，2012年，在短短三个多月内，我国连续发生三起环保类群体性事件，四川什邡出现群体性事件之后，当地政府在第一时间宣布停止该化工项目；江苏启东、浙江宁波出现群体性事件之后，当地政府如法炮制，也在第一时间宣布停止项目实施。2012年发生的三起环保类群体性事件均遵循了近乎相同的演化模式：项目悄悄上马部分群众发现后表示反对，相关部门置之不理更多群众上街微博闹大，全国关注政府表示耐心倾听群众呼声，充分考虑民众诉求项目下马。三起事件连同以前的厦门PX事件、大连PX事件等相互映照，强化了人们预期：通过正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难以奏效，采取非正常方式使事情闹大才能实现利益诉求。

    这些一闹就停的项目，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个悖论:如果说项目立项、上马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决策是合乎程序的，停止该项目便是首长意志、不符合决策程序的；如果说停止该项目是正确的，原来立项的决策和论证就是不科学、不正确的。在政府取消项目后，沸腾的民怨虽然暂时平息，但悖论和问题仍旧存在，唯有建立起科学的民意表达机制和利益冲突协商机制才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链条的有效路径。

    3、建构网络人行道模式，推动信息全面理性扩散；线下管理与线上管理结合，激发社会活力。

    除机制的建立外，突破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壁垒，促进更为全面、理性的信息在全社会的流动，还需要建构网络的人行道模式。在美国学者凯斯;R;桑斯坦看来，无论是物理空间的街道、公园，还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都属于公共领域，都应像人行道一样，可能会遇到种种意料之外的情景，不同的人群会体认到新鲜体验；那些未经事先筛选而遭遇的情状，会引发人们的言行互动[10]。探寻不同网络圈子的信息有效流通模式，能够增加社会湿度，使社会更为理性和宽容。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信息发布低门槛、受众广泛、信息量大、实时发布、互动性强等特点，网络成为促进政府与网民互动、通达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2012年，政务微博在社会管理创新、政府信息公开、舆论引导、倾听民众呼声、树立政府形象、群众政治参与、助力突发事件解决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将网络的运用与管理纳入社会管理体系，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将线下管理和线上管理巧妙结合起来，将民众纳入协同共治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