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体系建设和媒体传播的基本遵循

倍酸公关

当前话语体系问题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媒体传播在话语体系建设尤其是话语体系的传播和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多处提到媒体传播与话语体系建设，为我国媒体传播与话语体系建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进行话语体系建设和媒体传播的基本遵循。

一、话语体系建设的国内国外背景

近年来，话语体系、话语权的问题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热议话题，10月31日，在中国知网的数据库中用话语体系搜索全文，有763433篇文献，2013、2014、2015连续三年，在8万篇以上。以话语体系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找到文献有6578篇。以话语权为主题词搜索全文数据，文献达到了553739篇，2011年以来，每年都在5万篇以上，2015年更是达到了68489篇之多。以话语权为关键词检索，能够找到2504篇文献。由此可见，话语体系和话语权问题的热门程度。

这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有直接的关系，根据2011年3月1日《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最近10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大跨步前进。2005年年底，中国GDP增加16.8%，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GDP增速为13.0%，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仅仅3年之后（2011年），中国GDP便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中国政府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初步核算的2014年宏观经济数据，GDP比上年增长7.4％，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跻身超10万亿美元经济体俱乐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我们所面临的国内、国际话语环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影响到话语体系构建和媒体传播问题：

首先，从国内来看，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不愿意继续做行动的巨人，话语上的矮子，所以对话语权的要求也自然而然地增加了。我们希望总结和概括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模式，迫切希望这种中国模式能够成为国际上起码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样式的一个模板。希望中国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发出中国的声音，提供中国方案。在这种背景下，有一批理论工作者、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如外宣办）以及一些政策研究部门总结出了一些理论。希望把中国经验推出去，迫切需要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其次，从国际来看，国外对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宣传一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抹黑我们的阵容，例如从人权、人口、涉藏、涉疆、涉台、涉恐、涉独等方面，有关国家和媒体频频发声，制造话语，挑拨离间混淆是非，试图干扰中国的和平崛起；另一种就是捧杀我们的阵容，把中国的实践吹上了天，给我们上迷魂药。根据武汉大学陈曙光教授的统计，这些年来直接或间接涉及中国的西方话语五花八门，大约有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大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非洲殖民论、中国霸权论、中国威胁论、普世价值论、价值观外交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等等。［1］这些理论或者说话语体系，都需要我们进行仔细辨析，因为这些话语背后都隐藏了某些理念、某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理论界需要做出相应的回答。

实际上，话语体系与话语权是两个既相关，又有区别的概念，应该说，我们从来都不缺话语体系，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一个比较完善的话语体系，但是这个话语体系如何在国际上能够推出来，让人说，让人信，也就是说有没有话语权，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话语权，哪怕在涉及中国的历史、道路、文化等中国特色明显的话题上，都纷纷到国外的理论家那里去找依据。

那么总体来看，我们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设的情况如何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谈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足的时候，对话语体系做了一个总体评价，他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

《社会学研究》前不久举办了创刊30周年纪念座谈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立中对《社会学研究》创刊30周年来所刊登的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文章进行了梳理，他发现：自1986年以来，该刊先后发表了100余篇考察和研究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文章，约占全部理论性文章的四分之一。其内容涵盖了马克思、孔德、涂尔干、韦伯、齐美尔、帕累托、帕森斯、默顿、达伦多夫、科塞、布劳、科尔曼、米德、布鲁默、曼海姆、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列斐伏尔、哈贝马斯、德塞图、杜蒙、马歇尔、波兰尼、亚历山大、卢曼、瑞泽尔、蒂利、吉登斯、布迪厄、贝克、鲍曼、布洛维、拉图尔等几乎西方社会学领域最主要的那些代表性人物，以及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生物学、理性选择学派、结构化理论、实践理论、风险社会理论、世界社会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全球化理论、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社会理论等各种社会学理论流派［2］

不难看出，30年来，国内社会学界引进和研究了大量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几乎涉及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方方面面，主要人物的思想基本上都引介到中国国内，可是又有多少中国的理论，能够传播到国外去呢，应该说是少得可怜，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逆差。引进的很多，输出的太少了。最让人费解的是很多人的研究素材都是来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在全世界是少见的，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我们国内的学者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很多时候都是在用西方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而不是创建本土化的理论，来引领相关领域的研究。这跟我们出版界的版权贸易类似，也是走出去的少，引进来的多。

二、话语体系建设的现状

总体来看，我们目前还处在一个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讲道：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如何解决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难题？解决有理说不出的问题，需要打造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在此基础上，再去解决说了传不开的问题。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好媒体的作用，做好传播工作。

根据我们目前的话语实践，大致可以把话语分为三大类型：民间话语、学术话语、官方话语。跟媒体传播有关的恐怕主要是后两种，即学术话语和官方话语，无论是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主要还是学术话语和官方话语，由于官方话语往往会被人们戴上意识形态的眼睛来审视，往往造成了说了没人信说了传不开的局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话语的建设担负了更多的责任，它将成为话语建设和话语传播的主力军。在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方面，很多东西是相通的，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够说服人，这一点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不会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国家差别。所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民间话语是自发形成的，非官方的民间议程和非官方言论，在当下这种移动互联时代，多源自于新媒体或自媒体，如微博、微信、QQ空间、短信、邮件等。按照人类学大传统、小传统的划分，民间话语大致对应了小传统，是一种乡野文化，实际上是民意。而民间话语是民意的充分体现，现在各地都流行了各种各样的段子，反映的是各地老百姓的所想所愿。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老百姓也都上了网，网上更是充斥着这种民间话语。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讲到了网络空间的问题，他说：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

学术话语，就是基于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历史科学研究，提出的一些概念、范畴、表述。这种学术话语一般来讲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国家传统文化长期学术研究积累的结果，二是基于鲜活的社会实践的总结和概括，三是借鉴国外研究成果，进行本土化改造的结果。当前，我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也是由这三个部分组成的。

首先是五千年的中国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根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其次，实践是理论的来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快速的社会变迁，中国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社会三百年的路，使得我们的社会出现了时空的压缩，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社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矛盾凸显、多发，经济发展三期叠加，这一切都给理论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

再次，借鉴国外，对国外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尤其是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官方话语，就是一个国家主流媒体上政府宣传机构（所谓官方媒体）所采用的议程设置、媒体的表达，包括政府的各种各样的文件、官方媒体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纪律、传播政策、管理条例等方面的限制，往往做到字斟句酌，每一个措辞，甚至文字顺序都有特定的含义，体现特定的意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有关方针、路线、政策等构成了该国的官方话语，这些话语能不能走出国门，被别的国家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无论是民间话语、学术话语还是官方话语，实际上都有一个通过媒体来进行传播的问题，否则就是不可能传得开，更谈不上叫得响。媒体是话语体系得以传播开来的载体和渠道，也是话语碰撞、话语交流的前提，正是媒体的作用，使得立足于本土实践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得以传播出去，也使得国外的理论走进国门，让国人所熟知。

三、媒体传播与话语体系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中国。

离开了媒体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系列的要求都无法落实，可见媒体在话语体系传播和争取话语权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连接中外、沟通世界。

以上讲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学术传播与新闻舆论虽然有区别，但是学术传播也一样要遵循这些基本的要求。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也需要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取决于话语体系本身怎么样，是不是体现了继承性、民族性、 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无论如何，这个话语体系必须是站得住脚的，经得起实践考验的，而不是空对空的空中楼阁，也不是无法推广的特殊现象，更不是假大空的东西，否则无论如何都没法传播开来。在此基础上，加大传播力度，提升综合传播影响力，积极主动发声，在重大事件上从不缺席，提高传播的数量和声量。

其次，要考虑受众的习惯和需求，要改变过去那种我说你听的单向的宣传，用一种别人更好接受的办法来传播，否则就会传不开。要充分考虑到地域差异和文化差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打造适合在当地传播的产品，以最合适的途径，把中国的话语体系推向国外，不仅是要传得开，而且要叫得响。

再次，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社会，我们国家已经全面融入全球社会，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整个地球成为一个村落。我们的媒体传播需要紧跟时代的潮流。当前我国的学术传播也好，对外宣传也罢，都应该充分考虑利用数字化手段，方便快捷地把我们的话语体系传到国外。各种媒体都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和升级，有条件的媒体要加快国际化。

这是我们媒体的责任。我们身处一个全新的时代，媒体传播的渠道、载体、速度等都在发生着飞速的变化。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迎接这个时代，拥抱这个时代。只有顺应时代的变化，随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才不至于落伍，不至于被淘汰。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作者简介］刘仲翔，《新华文摘》杂志社副社长，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