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记者拥有对外单独发声的权利和平台

倍酸公关

摘 要：传媒制度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媒介体制，具体为运作于特定社会与政治系统内的所有媒体及其组织方式。本文主要梳理了西方主流学术界对于媒介体制研究的脉络。文章重点选取的文本为《比较媒介体制》，笔者将技术作为影响传媒制度的重要因素，也纳入媒介体制的比较框架。此外，对于文中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公共服务取向以及与政治平行性的关系提出了质疑，利用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第四权力理论等重新做出逻辑阐释。

一、传媒制度与媒介体制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是：制度会影响效率，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密是制度变迁。对于传媒制度（media institution）同样如此，制度转型在传媒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传媒形态的发展和传播语境的变迁，传媒制度也一直处于动态的变迁过程当中。创新的、进步的制度体系促进传媒业的发展，落后的、闭塞的给传媒业带来阻碍。在全球化和新媒体的语境下，正确平衡传媒业发展的现实冲突与矛盾，同时提高传媒竞争力的前提是对于传媒制度转型的总结和研究。

丹尼斯;麦奎尔认为传媒制度是一切与传媒领域相关的制度[1]。具体而言，指的是嵌入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中的媒介组织及媒介运行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程序和规则[2]。在传媒制度的研究当中，学术界讨论的核心话题是媒介体制（media system）问题，这也是本文选取的研究文本的主要研究范围。那么，首先界定一下传媒制度和媒介体制的区别：首先，制度是很具体化、很稳定的权威，而体制偏向于系统之间、系统与成分之间是如何组织、互动和影响的。体制是制度的外在表现和实施的方式；其次，制度在宏观层面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制度环境，按照制度学派诺思的说法就是体制，比如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传媒领域就是传媒体制。这里的宏观就是传媒所在的系统和社会其他宏观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从四种理论的修正到经验型的比较研究

在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和新闻，同时新闻行业垄断化和商业趋势愈加严重的背景下，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完成了《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长篇报告，第一次对传媒的功能、地位、社会责任和新闻自由做了系统性的反思。

在此报告基础上，1956年施拉姆、希伯特和彼得森三位教授发表了《报刊的四种理论》，开始对传媒体制进行思考。三位作者认为传媒总是带有它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态和色彩，同时，它反映出社会控制系统的特征[3]。他们发展并归纳出四种传媒体制类型：威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和极权主义模式。四种理论的提出开创了媒介体制研究的源头，成为此后媒介体制研究的基本范本，但同时由于时代语境和视野范围的局限性，也成为后续研究的批判中心。

在2004年出版的《比较媒介体制》（Comparing Media Systems）当中，哈林和曼奇尼认为《报刊的四种理论》过分关注美国和苏联模式的二元对立，用到的案例也只有美国、英国和苏联，同时过于媒介哲学，就是所谓的媒介的意识形态。两位学者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西欧18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比，按照媒介市场的发展、政治平行、新闻专业主义和国家干预四个维度作比较，然后归纳出三种模式：大西洋与自由主义模式、地中海与极化多元主义模式、北欧中欧与民主法团主义模式。

文章的主要研究框架如下：

可以看出两位作者在提出整个框架的时候，着重于历史和社会文化的梳理，认为无论是政治制度和文化，乃至媒介工作与实践，都深入这一动态的变迁之中。在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动态变迁当中，每个个体的媒介规范在不断更迭，但是在模糊的、复杂的更迭背后，有着规范性的价值。

三、技术可能性的框架维度

哈林和曼奇尼按照历史和文化的溯源角度，提出了媒介市场的发展、政治平行性、新闻专业主义和国家干预四个维度。媒介市场的发展主要是经济的层面，政治平行性主要是政治的层面，新闻专业主义主要是组织内的讨论，国家干预主要是组织外的讨论。其比较研究的框架中缺少了丹尼斯;麦奎尔认为的决定媒介制度形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技术。麦奎尔认为大众媒介同时具有商品属性和公共属性，受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较大，同时非常依赖技术的变化[1]。

大众传媒的出现至今，先后经历了纸路、电路和网路。每一种媒介的更迭，都能衍生新的媒介形态，从而改变原有的媒介格局，在采编制度、经营制度、管理制度上都要做相应的调整。而新的媒介形态会带来新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功能，在传播效果、传播成本甚至传播主体都有很大调整，相应联动的规则体系也要有所变迁。比如最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广播频率和电视频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是有限的公共资源，政府利用这一公共资源的稀缺性普遍实行监管。但当这一资源的稀缺性大大降低的时候，西方国家对于广播电视的管制就有了不同的态度。

在比较媒介体制的框架中，加入技术的维度，并非试图概念化技术更迭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只是在文本中的18个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传媒技术发展的程度（技术基础设施）和时间（技术更迭的断代史）也存在差别，并且这种差别会对宏观层面的媒介体制产生影响。

四、新闻自由与新闻权力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媒介组织内的讨论，其存在与否、程度高低同样会作为合力的一部分作用于媒介体制。哈林和曼奇尼认为自治、独特的专业范围和公共服务取向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表现形式。其中在公共服务取向中，作者认为新闻工作者对自主性和权威性的主张在特别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服务公共利益的主张。对于这种说法，要辩证地思考新闻自主性（新闻自由）和新闻权威性（新闻权力）的来源。

新闻自由的基本意义是表达自由，这是新闻专业主义基本价值的基石。表达自由的价值理念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就是传播自由。传统的表达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在媒介体制的研究范围中，指的是媒介组织整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组成元素，是不受外界干扰，工作流程也不受更强大的权力所控制。

而对于新闻权力来说，因为传播自由属于表达自由范畴，是西方民主宪政的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结构之一，所以新闻出版有了宪法特权，有了在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之外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其社会职能是监法，即所谓的第四权力。

所以，关于新闻自主性（新闻自由）、新闻权威性（新闻权力）和公共服务取向（新闻的社会责任）的关系的正确表达应该为：表达自由赋予了新闻自由的宪法合理性，公共服务的取向是新闻自由的社会责任的要求，而新闻权威的获得来源于由媒介组织的公共领域中新闻作为大众媒介的话语权力。

五、新闻专业主义与政治平行性

作为媒介比较研究的两大主要维度：新闻专业主义和政治平行性具有各自作用于媒介体制的影响力，而这二者本身也具有可比较的相关性。

利用差异化理论（differentiation theory），作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程度高的话意味着新闻业作为一种制度和实践的形式和社会其他的制度和实践形式有所差异，包括政治。同时根据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作者还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只存在于独立自主于其他社会领域的新闻业当中，包括政治场域。

而另一方面，作者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参考概念，论述其对于政治平行性的反作用时，认为：新闻事业专业化的发展在若干重要方面销蚀了政治平行性，削弱了政党和其他政治组织对媒介的控制，创造了模糊媒介组织政治分野的共同实践。

二战以后，西方的平面传媒基本处于非管制的传媒模式，获得了法律的保护，即使有些存在政府补贴，也是要最大程度的保持公平竞争，平面传媒的市场体制比较健全。因而政治平行性较低。而西方的广播电视体制政治平行度较高，分为商业、公共和混合模式，其中公共模式政治平行度最高。

而新闻专业主义能够做到的是帮助催生健康和积极的大众媒体，从而组织好更有力的公共领域，使得民众意志和政治平行的意志能够更好的协商，甚至会对政治体制产生影响，反过来作用于传媒体制。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自媒体时代，在具有高度政治平行的媒介组织内的记者们，拥有了对外单独发声的权利和平台。在这样的媒介语境中，新闻专业主义是得到强化？还是消解？其对于组织的政治平行性能否产生影响？这个有趣的话题值得做进一步研究。来源：今传媒 赵润森

参考文献：

[1] (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 潘详辉.媒介演化论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3] (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等.戴鑫、展江译.传媒的四种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