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进入中国至今20年余,加上先驱者们探索和认识互联网的时日,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的历程可以延伸至更早。在这个历程中,一些清晰的特点浮现出来,鉴往知今,有助于我们深入反思,为未来的研究做好准备。
对技术演进的认知
面对全新的事物,人们最先注意到的是肉眼可见的有形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研究者普遍认为即将带来变革的是终端,忽视了无形的连接本身具有的革命性意义在互联网应用的早期,有部分先行者预感到了连接的作用,开始讨论这种连接对民主治理的影响,但结果证明,人与人相互连接改变的是社会关系结构、社会分工合作方式、个体生存状态乃至经济形态而这些颠覆性的影响被终端的演化(特别是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再次放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传播研究40年,是人们亲眼见证互联效应的40年,也是对这二字的理解不断加深的40年。而今天,终端革命再次拉开序幕,网络本身作为一种基础设施纳入了更复杂、更智能的技术组合,使得网络传播变成了一个无疆界的领域,牵涉众多学科。此时仅凭人文社科一己之力,预言未来将会更加困难研究者更应慎重,而且不得不借助计算机科学、脑科学、认知科学等的帮助。
对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再认识
传播学与新闻学一直难分难解,而互联网造成的巨大场景变迁,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传播学,总是被与作为人文学科的新闻学并置,这大概缘于二者同样发源于19世纪,都是依托当时作为新技术象征的大众传媒业而建立的,而且,新闻学本质上也需要处理信息传播问题。这种学术传统在传播学进入中国之后也沿袭了下来。
传播学被二次引进中国40年以来,与新闻学水乳交融,互相激发了大量研究议题。上文提到,从1994年起就有学者讨论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媒体的影响;其后人们讨论新旧媒体融合、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伦理、参与式新闻与公民新闻等对新闻专业生产的改变;随着Web 2.0时代的到来,新的跟新闻相关的领域如数据新闻、非虚构写作等被开拓出来贯穿始终的两个议题是传统媒体转型和新闻专业主义在新媒体时代的适应性前者的假设是旧媒体在来势汹汹的新媒体面前仍有生存余地,后者实则在强调旧媒体存在的合理性。归根结底,人们一直试图守卫自己已经熟悉的媒介技术,将新媒体和旧媒体并置(例如,互联网刚出现时被称为第四媒体,手机崭露头角时被称为第五媒体),或在二者之间寻求一条弥合之道有时甚至枉顾两种媒介之间根本逻辑的不同,而这种根本逻辑的差异,通过传统媒体各种失败的转型实践一一反映出来。
就学科本身而言,传播学和新闻学分属于两个不同领域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研究实然命题,要求价值中立和严格的研究方法;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有着天然的价值操守和伦理要求(例如,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关注应然问题,因此主要通过思辨进行论证。40年来二者混为一谈的后果是,传播学研究跨越科学的边界去研究新闻学的应然命题(这样的命题通常无法通过经验研究证伪),使用新闻学的思辨方法,是中国传播学界经常出现大量低质量论文、常被诟病为拍脑袋研究、难以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原因之一。
近几年来,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传播学和新闻学当初的共同基础大众传媒业濒临崩塌。而在网络传播研究的下半场,在新的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传播学和新闻学共享的议题非常有限,同根相连了40年的两门学科有可能面临分道扬镳的命运。来源:人民网-新闻战线 胡 泳 陈秋心 节选:中国网络传播研究:萌芽、勃兴与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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