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领域的法律舆论：意义与限度

第一作者：陆宇峰

作者简介：陆宇峰，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上海 201620

人大复印：《法理学、法史学》2014 年 04 期

原发期刊：《社会科学研究》2014 年第 1 期 第 1-9 页

关键词： 互联网系统/ 网络公共领域/ 小河案/ 法律符码/ 微博舆论/

[中图分类号]DF0-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1-0001-09

一、网络公共领域的主义之争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崛起，究竟会带来梦幻的乌托邦，还是虚幻的敌托邦。围绕这个问题，各国学者争论激烈，形成两大对峙的思想阵营。

乌托邦(Utopia)主义阵营至少包括四类学说：

(1)第三次工业革命说。[1]里夫金认为，结合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新经济模式不依赖垄断化石资源的国家和购买体力劳动的资本，可能推动传统的集中型经营走向分散化，促成等级式经济权力乃至政治权力的扁平化。具言之，家庭就地收集的绿色能源将通过洲际网络交易，财富分配日益平均；开源软件和维基百科的商业模式将成为主流，企业通过共享信息而非独占市场盈利；3D印刷和添加式生产将降低成本和能耗，数量庞大的小型生产商夺取制造业的中心这些变革必然改变大工业时代自私、逐利的人性，塑造个性独立又富有合作精神的世界公民。

(2)物质世界终结说。先驱人物德日进认为，在地球的地理圈层和生物圈层之外存在一个智慧圈层，随着20世纪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日益复杂、密集，向纯粹思维的领域质变。[2]同样无缘互联网的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3]认为媒介是人体与人脑的延伸，不断改变人类生存的环境。进入互联网时代，深受德日进启发的尼葛洛庞帝呼吁告别原子世界及其粗鄙、局限的物质性，迎接超越时空和物质障碍的数字世界；[4]继承麦克卢汉思想的洛根指出互联网使计算机技术、社群和人脑得到延伸，造就了连线的地球村，将瓦解极权主义、实现终极的参与式民主。[5]

(3)社会资本增加说。[6]凯茨和莱斯引入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并基于大量调查，一方面证实互联网用户更积极地投身线下的社区、社会、宗教、政治活动，增加了传统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强调互联网创造了在线政治参与等新沟通形式，建构了新型社会资本。更重要的是，较之报纸、书籍、广播、电视等单向传播媒介，数字化传播允许大量参与者即时互动，既促成了信息的广泛共享，又迅速过滤无价值信息；较之人际化的传统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鼓励在自我表达的基础上分享体验，个人的自利动机不仅不妨碍公共利益，反而带来新型社会互动和群体活动。

(4)商谈民主说。哈贝马斯早期指出，商业化、消费文化和大型代议制政党侵蚀了福利国家公共领域；[7]后期继续批判目的理性扭曲交往理性[8]，政治和经济系统破坏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同时又区分两种公共领域，强调非建制化的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紧密联系，卸除了建制化公共领域的决策压力，更富包容性、匿名性和情境普遍性，更少受到事实性力量、专业化语言以及功能系统的侵蚀，更容易仅仅依据合理理由的语内强制力达成民主共识，为政治、法律决策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9]受其影响，一些中国研究者近年来将网络公共领域视为最理想的商谈民主空间。[10]

敌托邦(Dystopia)主义阵营也至少包括三种理论：

(1)产业阴谋论。[11]莫斯可认为数字化崇拜是电脑传播与金融资本和政治霸权合谋的产物，只有金融资本的活动需要信息传播网络的普遍联通，只有帝国试图以技术全球主义包装新的意识形态神话。互联网产业摧毁了后福特主义的多元经济社会秩序，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和泡沫经济，直接造成2000年纳斯达克股市的崩盘。尽管如此，互联网资本及其媒体代理人仍然不断制造赛博空间的迷思，鼓吹数字和信息技术带来空间距离的消失、崭新时代的开启、民主自由的实现。实际上，从电报、电气化、电话到广播、电视，百年来的每一次技术革新总是伴随着雷同的炒作。

(2)思想终结论。施尔玛赫关注信息过载造成注意力丧失：当代人由电子邮件、购物网站、股票软件指挥生活和工作，沦为机器的奴隶；多任务处理让信息的同时性变成规范和工作准则，其实质是带有自虐倾向的数字泰勒主义。[12]海姆论及互联网对思维模式的改变：文字处理技术改变了冥思苦想和爬梳整理的创作过程；超链接和超文本扰乱了思维的主次；布尔查询逻辑完全替代直觉，导致精神近视。[13]基恩对网民狂欢心怀忧虑，批判谷歌将高点击率等同于真理，认为业余者驱逐专家文化，主宰网络公共领域，在维基百科上粗制滥造，在博客和Youtube上胡言乱语。[14]

(3)民主失败论。桑斯坦强调，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根本目的，在于让不同观点进入公共平台，从而促进审慎的民主商谈，巩固社会团结和共同福祉。但在Web 2.0条件下，网民利用自媒体设计我的日报，对原本无知的内容毫不关心；信息过滤技术迎合个人喜好，强化既有偏见；网络论坛被同质性群体占据，每个成员都只能听到自己的回音，公共领域丧失公共性。信息茧房造成了沉默螺旋，群体极化趋势加剧；群体之间相互丑化，理性商谈无从进行，社会面临分裂境地。[15]

两种主义都立足经验研究和对互联网技术的理解，都有一定说服力。具体到中国的实际，鉴于目前的过度乐观情绪，敌托邦主义更具启发性。进入Web 2.0时代以后，微博等公共网络平台日益受到追捧，被赋予传播真相、探索真理、启蒙社会、表达民意、监督权力、推动法治、追求正义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网络监管受到不同程度的抨击，被视为打击自由言论、管制意识形态、遮蔽民众诉求、保护腐败分子甚至掩盖罪恶行径。敌托邦主义的价值，不在于描绘了互联网的危险现状和惨淡未来，而在于揭示出：即便宪政、法治实施良好，网络公共领域也没有推进民主、达成共识的必然能力；网络公共领域的诸多困境源于基因，难以简单归咎于政治干预。

然而，敌托邦主义既没有深入网络公共领域的结构层次，也没有全面考虑多种内外变量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学说要么诉诸具体互联网技术的劣势，要么诉诸专家、政客、资本家、媒体的诡计，均夸大了特定现象的普遍性和特定因素的影响。将网络公共领域视为互联网系统的子系统，进而理解其与政治和大众传媒等其他自创生系统的结构耦合关系，可能有助于克服上述缺陷。[16]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看，一方面，网络公共领域基于固有结构自我再生产，所谓技术劣势和诡计正是其运作特色，无法也无需从外部加以控制；另一方面，作为互联网系统的子系统，网络公共领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复杂耦合，具有迥异于传统公共领域的诸多特点。[17]更重要的是，网络公共领域按照自身逻辑建构外部环境，其信息传播与舆论形成是系统自主选择的结果，不以任何外部意志和意愿为转移。换言之，在其他社会系统或者社会脉络中，主导网络舆论的信息可能遭到过滤，也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2012年7月，贵阳小河案红遍微博，①为探索网络法律舆论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生动样本。运用社会系统论观察这个样本，可能从个案角度超越乌托邦主义与敌托邦主义之争，提示Web 2.0网络公共领域之于中国法治进程的意义与限度。

二、小河案何以引发微博舆论

在2012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中，贵阳黎庆洪涉黑案高居第二。②该案历经原审和重审，大致可分五个阶段：(1)2008年9月2010年3月，从拘捕到原审一审。贵阳中院认定黎庆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9年；其父黎崇刚和其他15名花梨帮成员也获刑。(2)2010年8月2011年8月，从原审二审到重新起诉。贵州省高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贵阳中院重审。贵阳检察院撤回起诉，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后，由小河区检察院起诉至小河区法院。(3)2012年1月9日至1月14日，重审一审第一次开庭，③被告人数及罪名大量增加。开庭第五天，由于第三被告黎猛的两名律师分别被驱逐出庭和解除委托，小河法院宣布休庭，延期审理。(4)2012年6月28日7月23日，重审一审第二次开庭，近一月后判决黎庆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成立，执行有期徒刑15年；另有49人获刑，1人免予刑事处罚，5人被宣告无罪。(5)2012年8月，重审二审。因不服小河法院判决，25名被告提出上诉，经贵阳中院不开庭审理改判6人，黎庆洪减刑1年，其余被驳回上诉，维持判决。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进入小河法院的重审阶段，黎庆洪案才受到全国范围的广泛关注。公共舆论两度爆发，分别出现在两次庭审期间：第一次由微博和传统媒体、门户网站共同支撑，持续一星期左右。第二次爆发期则持续近一个月，其间电视媒体普遍缺席，报纸上只剩下新闻通稿，杂志和门户网站也几无深度报道；但微博呈现信息爆炸局面，并且带动一批博客和论坛迅速活跃，网络舆论的热烈程度超过2012年诸多重大法律事件。毫不夸张地说，公众所了解和讨论的黎庆洪案，只是微博上的小河案。

一个在审判的关键阶段被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忽视的案件，为何经由热点转换频繁的微博引发舆论浪潮？从案件本身找不到合理解释：公众容易聚焦的死刑话题并不存在；被曝光的黑打手法并不新奇；被告和罪名众多是黑社会组织案件的固有特征，辩护律师众多也不足为怪；中央司法机构派员督战没有被微博热炒；至于著名法学家和律师成立观察团声援，则是舆论浪潮的结果而非原因。答案只能是微博的技术设置以及由此形成的Web 2.0网络公共领域的结构特点。

首先是偏好改变能力。黎庆洪曾是企业家、市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和全国拉力赛车手，但在刚被逮捕的一年多时间内，其涉嫌犯罪也不过是当地巷议的话题。2010年2月原审一审期间，通过《贵州都市报》对打黑成果的报道，省外媒体开始注意黎庆洪案。2010年5月，贵阳两报继续发表相关深度报道，与《读者报;影响力周刊》和《南方人物周刊》的黑打质疑形成对峙，各大门户网站还加以转载。